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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箱庭疗法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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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箱庭疗法发展简史

发布日期:2017-09-04 作者:璞悦国珏 点击:

箱庭疗法自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其间有一批重要的学者为此作出了伟大贡献,他们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出发,将箱庭疗法这种非言语的治疗方法日趋完善,并向更广泛的群体推广,使得箱庭疗法在理论基础、治疗方法和适用范围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以这些人物为线索,对箱庭疗法的发展历史进行简要回顾。

一、箱庭疗法的起源

(一)威尔斯与《地板游戏》

威尔斯是英国的一位作家,代表作有《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和《世界战争》(War of the World)。对于箱庭疗法的发展来说,他的最大贡献在于1911年出版的《地板游戏》(Floor Games)一书。在此书中,他记述了自己与两个儿子一起分享的自发游戏过程。这些游戏都是在地板上划定的区域内进行,各式玩具放在一旁的盒子中,孩子自由地选择玩具在划定的区域内摆放。作为父亲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的想象性游戏中,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温暖而又亲切的。威尔斯发现,孩子的游戏有两个中心主题:一是“神奇岛游戏”(the game of marvelous islands),一是“建构城市的游戏”(gam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es)。他一直坚定地认为,游戏能促进成人的创造性思维。尽管他观察到孩子从这种地板游戏中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愉悦(strange pleasure),但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游戏在儿童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对游戏的心理意义也不感兴趣。直到多年之后,作为儿科医生的劳恩菲尔德开始重视威尔斯所进行的地板游戏的实践,并且意识到它的广泛应用前景。劳恩菲尔德认为,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内摆放玩具有利于儿童表达他们心灵深处的非言语思想和情感,而且这样一种游戏的方式也便于研究人员的记录和分析。在对地板游戏扬弃的基础上,劳恩菲尔德创造了世界技法。

(二)劳恩菲尔德与世界技法

劳恩菲尔德是世界技法的创始人。1890年劳恩菲尔德出生于英国伦敦,1973在英国去世,其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英国人。儿时的劳恩菲尔德常常将自己看做一个不幸的、娇弱的孩子。由于健康的缘故,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床上度过的,她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孤独的时光。加之她在学业成绩和人际交往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姐姐表现得优秀,很难与自己的姐姐竞争,也让她面临很大的压力。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波兰度过的,身边的小伙伴都说波兰语,只有她不会说,所以很难使别人明白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幼时的这些经历加深了劳恩菲尔德对儿童内心世界的理解,这些奠定了劳恩菲尔德关于儿童治疗思想的基础。她认为,语言只是一种有限的交流工具,它并不能充分表达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她将自己的研究兴趣放在了探索各种有益的非言语交流方式上。

如果说童年的经历为劳氏开启了一扇通向儿童心灵之门,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历则加速了她进入这扇大门的步伐。从波兰战场返回英国后,大多数医生的职位都被从战场上回来的男性所占领,她很难获得医生的职位。于是,她决定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发展的研究中。其第一本著作《组织与风湿症儿童》(Organization and the Rheumatic Child,1927),旨在研究儿童的风湿症与其家庭环境的关系。1928年,劳恩菲尔德的职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她在伦敦开设了第一所儿童心理诊所,名称为“Clinic for Nervous and Difficult Children”。她认为该诊所的目的是帮助神经质和有各种困难的儿童及其亲人,同时寻找一种儿童感兴趣的治疗工具。与此同时,她想到了威尔斯的《地板游戏》,并将这种游戏看做一种治疗技术。1929年,她收集了各式玩具,把它们放在“神奇的箱子”中,并在游戏室中增加了两个镀锌的盘,一个装沙,一个盛水。游戏室中的儿童可以自然地将玩具、沙和水联系起来。不到三个月,一种由儿童自发创造的新的技术就发展了起来(Lowenfeld,1979)。起初,治疗者将玩具和装它们的容器看成是“儿童的世界”,但没多久,儿童开始将自己所创造的沙盘作品叫做“世界”。到1929年的夏天,治疗者和儿童一起将“沙中的构造”命名为“世界”。同年,世界技法正式诞生了。劳恩菲尔德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儿童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得以表达,而且这种游戏的方式还可以进行客观的记录和分析。

世界技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配置。首先,沙盘应放置在齐腰的高度。其次,为了满足不同身高儿童的需要,游戏室内还应准备有不同高度的桌子来摆放沙盘。盘子的内侧涂成蓝色,给人一种水的感觉。整个盘子应防水、防腐蚀。盘中沙的量最好是盘子容积的一半。另外,水(盛在提桶中)和其他玩沙的工具(如铁铲、铁锹、漏斗、筛子等)也应放在儿童的手边。沙盘的规格是29.5英寸1英寸=2.540 0厘米。×20.5英寸×2.8英寸,其目的是为了使儿童在不用转头的情况下就能看到整个沙盘。此外,各式各样的玩具放在有多层抽屉的橱柜中。这种多层抽屉的设计是劳恩菲尔德世界技法配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开放的架子上所展示的各式玩具一下子全部进入儿童的视线只会迷惑他们。

(2)介绍。劳恩菲尔德给儿童进行的世界技法分两个部分。她形象地将这两部分命名为“桥与图画思考”(the bridge and picture thinking)。在开始给儿童介绍世界技法时,即在介绍 “桥”部分,她暗示他们,成人和孩子现在站在河的两岸,他们现在要一起工作,在河上架一座桥。在“图画”部分,她向他们指出,人的有些经验不仅可以用言语表达,还可以用图画和行动来表达。她利用一些广告和图画来说明这一点。她告诉儿童可以在沙盘中摆放玩具,或用沙堆积成型,沙盘内侧的蓝色可以用来代表河、湖和海。接下来,给儿童展示橱柜中的玩具,要求他们利用这些玩具在沙中制作一幅图画,或者就用沙来做,不用任何玩具,在游戏室内他们想怎么做都可以。

(3)治疗者的角色。在儿童制作沙盘作品的过程中,治疗者坐在儿童身边不远的地方进行自由观察,并把儿童所创造的作品看做儿童内心世界与治疗者的直接交流。在此过程中,治疗者也会问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使儿童意识到自己当时正在做。作品完成后,治疗者就作品直接问儿童一些问题,以澄清玩具对儿童的意义。至于游戏背后深层的意义当时是不解释的,只有在玩具所代表的心象持续出现在作品中,并不会被人误解的情况下,治疗者才会给儿童解释。劳恩菲尔德认为,治疗者的解释应关注的是儿童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玩具,以及为什么以那样的方式来摆放。儿童沙盘作品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治疗者调整治疗计划。

(4)记录。最初,治疗者通常用图画或文本的形式记录“世界”。后来,人们开始尝试用摄影技术来记录。但劳恩菲尔德认为,这种记录方式太昂贵,也可能由于视角不同而歪曲作品。

(5)关于移情(transference)和解释(interpretation)。劳恩菲尔德认为,世界技法实施过程中,儿童的移情是朝向沙盘的,而非治疗者。对儿童个人的这种移情进行解释会干扰对儿童“世界”作品的客观观察。劳恩菲尔德通过儿童对玩具的选择、空间的安排和沙盘故事来判断来访者的移情,而不是从传统的心理分析角度,将移情看成是存在于治疗者和来访者之间。

在世界技法实践过程中,劳恩菲尔德形成并提出了儿童游戏治疗的三个目标:(1)为儿童提供一种安全感以减轻其焦虑,接受儿童所创造的一切,很少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反应;(2)通过想象性的游戏,使儿童所压抑的过度情感能量得到释放;(3)给儿童提供一种稳定的体系,这种体系有利于加强儿童与自身的斗争,使他们获得内心的平衡,消除他们对自身攻击性冲动的非现实性疑虑。在她看来,儿童的游戏就相当于成人的梦和无意识幻想,对游戏作品的解释是没有必要的,没有解释的游戏过程本身就是治疗。在游戏中,儿童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可以看出,世界技法的实践丰富了劳氏的儿童游戏思想。

1935年,劳恩菲尔德出版了她的第二部著作《童年游戏》(Play in Childhood)。在此书中,她提出了儿童游戏的四种功能:(1)游戏是儿童和环境联系的方式,它与成人生活中工作的社会功能和本质是一样的;(2)游戏在儿童的意识和情感经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相当于对话、内省、哲学和宗教对成人的意义;(3)游戏使儿童的内心情感得以外化,其作用相当于艺术对成人的意义;(4)儿童从游戏中得到轻松、愉悦、休息和享受。

在此基础上,劳恩菲尔德将游戏看做一种治疗形态,并尝试设计一种表达儿童情感和精神状态的工具,世界技法由此得以完善和发展。1979年,也就是在劳恩菲尔德去世后的第六年,她的第三部著作出版,即《世界技法》(The World Technique)。在此书中,劳恩菲尔德描述了她的早期经历和世界技法发展背景。她认为,成人的攻击性冲动通常是受到抑制的,而如果给儿童一定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橡皮泥和沙土来表达他们的攻击性冲动。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三个详尽的个案研究,其中包括治疗者与儿童之间互动的信息。对儿童沙盘的分析主要从玩具的选择、主题、模式、象征、操作沙的方式和沙的造型几个方面进行。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劳恩菲尔德(1979)总结说:“个体对‘世界’的主观体验就像是面对现实的一部分,像是一个人毫无准备地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它对健康个体的影响是扩展他们对自我的了解,对来访者的影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表达的工具,它可以向治疗者和来访者传达言语和动作所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的各个方面。”

科莱恩(M.Klein)和安娜•弗洛伊德(A.Freud)在1930年前后承认劳恩菲尔德是游戏疗法的先驱。

(三)艾里克森与戏剧作品测验

艾里克森(E.H.Erikson,1902—1994)在劳恩菲尔德出版《童年游戏》的同时,开始了对戏剧作品测验(Dramatic Productions Test)的研究。艾里克森深受弗洛伊德(S.Freud)的影响,他认为,无论是白日梦还是其他表达方式,都可以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表达的方式来理解。艾里克森进一步将儿童的游戏看成是表现他们生活的一系列视觉和感觉心象,而这些心象可以被翻译为言语。从这个观点出发,艾里克森发展了戏剧作品测验。他相信,从成人使用玩具的方式可以研究人的发展和性格的形成。

戏剧作品测验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游戏室内有两张桌子,一张上面摆放分类的玩具,另一张上面进行构造图画的游戏。测验开始后,测验者离开游戏室15分钟,通过单向玻璃观察被试的行为。15分钟后,测验者返回游戏室,记录下被试的解释,对被试所摆的场景画草图。艾里克森主要根据场景中的空间利用、造型、大小和距离来分析作品。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空间的利用,不仅包括作品中空间的利用,还包括儿童本身在游戏室内的运动方式。

在分析戏剧作品时,通常考虑下列一些因素:(1)儿童接近游戏的方式(如儿童是先接近玩具架还是桌子,儿童是如何建构空间的);(2)游戏构造与桌子表面的关系(桌子有多大空间被利用,玩具放在什么地方,如何调整玩具和桌子的形状使之相适合);(3)场景的完形(场景中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4)场景最初的质量,包括一些特别的细节。他还观察了儿童接近游戏情境方式的特点,主要是看儿童的行为是否是平静的、仔细的、一贯的,是否是快速的、精力充沛的,是否是在突然做出决定性行动之后变得安静,整个过程中是否充满热情。

艾里克森的这些观察类似于目前的箱庭治疗者的观察。通过这种方式,他发现了游戏作品中的性别差异,对箱庭作品的观察记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很长时间以来,当提到艾里克森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却忽略了戏剧作品测验的重要性。

(四)彪勒与世界测验

彪勒在箱庭疗法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劳恩菲尔德世界技法的基础上,她进一步发展了用于个体评价和诊断的常模,并发展出世界测验,后来叫做玩具世界测验。从此,在规定的空间使用玩具这种形式的诊断功能得到了确认。

世界测验由160个玩具组成,这些玩具放在规格为60厘米×30厘米×25厘米的盒子里。盒子的内部被分为10个区域,每个区域放一种类型的玩具,包括人物、家畜、野生动物、房屋、交通工具、障碍物(如篱笆)、建筑(如桥)、自然物、战争器械及其他物体。此外,世界测验并不提供沙盘,而是让被试将玩具摆放在桌子上或地板上。测验的进行还需要一个指导手册和记录表。

世界测验的基本原则如下。

(1)配备。世界测验并不用沙盘,而是用桌子和地板来代替沙盘,而且并不刻意规定桌子和地板面积的大小,但建议摆放玩具的地板面积最小为6英尺1英尺=0.304 8米。。彪勒忽略沙的运用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鲍尔(L.R.Bowyer)认为,沙的运用可以增加一个重要的诊断维度。

(2)世界测验的介绍。尽管彪勒的测验是标准化的,但给被试的指导是开放性的,类似于劳恩菲尔德对儿童的指导。她把玩具和其他设备呈现给被试,邀请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随意创造。

(3)主试的反应。世界测验实施手册规定主试要遵循一定的步骤施测。测验开始5或10分钟后,主试问被试:“你正在做什么?”主试要周期性地问被试一些引导性问题,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主试还要进行一些鼓励和表扬性的评论。在测验进行了20或30分钟后,主试应询问被试正在做的,问他是否完成。如果被试要求继续做,主试可以让其继续做下去。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彪勒持续开展世界测验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有两点:第一,发展一种科学的指导规则用于理解沙盘,尤其是发展一种评价临床人群和正常人群差异的工具;第二,确定同一人群是否有相似的投射模式。在其文章《世界测验:指导手册》中,她总结了以下几种模式。

(1)A模式,即攻击性世界模式(aggressive world signs)。如战争、动物的蚕食、野生动物的出现、事故、人们受伤、暴风雨的蔓延等都属于这一模式。彪勒认为,攻击性世界模式在儿童的作品中非常普遍,特别是在第一次创作之后,作品中攻击性的倾向逐渐明显。

(2)E模式,即贫乏世界模式(empty world signs)。彪勒认为贫乏世界模式的标准是:玩具少于50个;玩具的类别数少于12个类别中的5类;忽略主要的人群(如没有成人,只有儿童,或只有士兵和警察)。根据她的研究,8岁以下儿童的“世界”一般都非常贫乏。她认为,这表明了儿童未发展的心理状态。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来说,贫乏世界反映了他们智力的滞后和情感的贫乏。

(3)CRD模式,即歪曲的世界(distorted world),包括封闭的(closed)世界、僵硬的(rigid)世界和无组织的(disorganized)世界。彪勒认为,封闭的世界是指部分或完全分割的世界;僵硬的世界是指非现实的动物、人物和其他事物以一种固定的、刻板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世界;无组织的世界是指玩具分散地、无联系地、混乱地摆放在一起的世界。CRD模式是情感混乱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个体无安全感、需要保护、强迫、完美主义和混乱的状态。

彪勒还对这些模式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1952年,她发表了《世界测验投射模式的国家差异》一文,比较了美国、奥地利、英国、荷兰和挪威五国投射模式的差异。这种跨文化的研究对箱庭治疗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在评价箱庭作品时不仅关注个体差异,还强调国家和民族性,这对理解个体的深层心理是非常有益的。

虽然彪勒对“世界”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标准化,但她的工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人认为她的研究过于学术化,过于强调理性的因素,而忽略了直觉的因素。游戏材料中没有提供沙,只对一两个“世界”作诊断,而不是一系列的作品,这些都是不利于理解“世界”的。尽管存在种种批评,但彪勒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对箱庭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五)博格、费希尔与小世界测验

博格(H.Bolgar)和费希尔(L.Fischer)是心理动力学倾向的临床治疗师,都非常熟悉劳恩菲尔德和彪勒的工作。他们共同的兴趣是发展一种非言语的跨文化测验,以利于临床诊断,类似于罗夏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其目标是开发出可用于观察成人动机、选择和创造行为的象征表征的非言语投射工具。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联合开发了小世界测验(Little World Test),又叫做博格—费希尔世界测验。

小世界测验与彪勒的世界测验一样,包括特定数量和类别的玩具(15类,即房屋、篱笆、树、形象明确的人形、个性化的人形、士兵、家畜、野生动物、狗、车、船、飞机、火车、桥及其他,共232个玩具),这些玩具是木质的或金属的。所有玩具按类别放在敞开的盒子中,盒子摆放在直径大约五英尺的八边形的桌子上。被试制作“世界”作品时也是在同一个桌子上。不提供沙,因为博格和费希尔认为沙对成人不合适,而且还不利于测验的标准化。整个测验过程没有时间限制,被试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主试对被试的行为和言语都要进行完整的记录,主试可以提问,以引发被试自发的解释、观察和评论,但不允许与被试之间对话。测验结束后,主试画草图来记录整个作品。

博格和费希尔的小世界测验对箱庭疗法的最大贡献在于,发展了一套较完备的评分系统,主张作品的分析应着眼于以下几个维度。

(1)玩具类型的选择(choice)。他们特别看重被试创作作品时所选取的第一个玩具。他们认为,第一个玩具往往决定了整个作品构造的特点。

(2)数量(quantity)。包括所使用的空间的数量、玩具的数量和构造的多样性(所使用的玩具数与玩具类别之比)。他们认为,个体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个性的开阔性都可以从构造的多样性中得以体现。

(3)形式(form)。具体指作品的形状(方形、圆形等)、被试构造作品的视角(全方位的、有明确前后的)、基础(以桌子还是以其他的为基础)、每一个构造或造型可能移动的方向(全方位、有固定方向)和作品的平衡性。

(4)内容(contents)。主要是看被试在使用玩具和构造场景时强调的因素,如实际用途(P:practical use)、逻辑构造(L:logical construction)、社会因素(S:social factors)、生动和趣味性(V:vitality and fun)和审美因素(E:aesthetic factors)。

(5)行为(behavior)。包括行为的意愿、工作方法、行为速度和确定性。

(6)言语化(verbalizations)。指自发评论的类型(言语或非言语)和数量。

从上述几个维度出发,博格和费希尔发展了“小世界”作品评分表,并在不同文化背景群体、临床与非临床群体中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小世界”作品存在文化差异,可以区分正常群体和临床群体,但在临床群体内不具有区分度,如不能区分智障群体、神经症群体和酗酒群体等。

1947年以后,博格和费希尔对小世界测验的研究兴趣渐渐减退,但其所开发的评分体系对箱庭的评分类别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更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箱庭作品的理解。

(六)卡尔夫与sandplay

卡尔夫是sandplay的创始人。她1904年出生于瑞士,父亲是一位很富有也很受人爱戴的纺织品商人,还是瑞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对宗教很关心,喜欢开舞会和音乐会。卡尔夫非常尊重她的父亲,她说父亲的严格、公平、慷慨和正义对她影响深刻。卡尔夫的母亲具有极高的艺术素养,曾被选为当地儿童的教母。母亲的慈爱、温柔、宽容、接纳对卡尔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卡尔夫由于身体虚弱而不能参加一些体育运动,却培养了她的内倾性,使得她充分感受到内心世界的丰富。由于身体的原因,卡尔夫十几岁时就被送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受希腊语老师的影响,卡尔夫学习了拉丁文、梵文,后来又有了中文的基础,对道教以及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其后来的生涯发展奠定了基础。

卡尔夫曾去英国学习钢琴,希望能成为钢琴师,但因腱鞘炎而放弃成为钢琴师的打算(第一次挫折)。29岁的时候与荷兰的银行家结婚,有了两个儿子。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军的侵略给卡尔夫带来了灾难,她的家被德军将领占据,使得她不得不带着孩子离开荷兰回到瑞士。后与丈夫离异(第二次挫折)。

如果说幼年的成长经历为卡尔夫奠定了从事儿童心理治疗的基本素养,那么她与sandplay的情愫则是最早来源于她的儿子彼得。幼年的彼得患有呼吸疾病,卡尔夫考虑到彼得的身体,把家搬到气候条件对孩子的身体更为有利的一个地方。彼得是一个善交际、外向的孩子,他很快就与那里的其他孩子成了好朋友,这些孩子经常相约到卡尔夫家玩。一天,一位孩子的母亲告诉卡尔夫,她的孩子每次从卡尔夫家里回来都非常轻松和快乐。这位妇女就是荣格的女儿鲍曼(G.J.Baumann),她为卡尔夫能给孩子提供一种如此积极的气氛而惊讶,她建议卡尔夫研究心理学,并把卡尔夫介绍给自己的父亲荣格。荣格见到卡尔夫后,根据自己的直感,就告诉卡尔夫说“你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儿童治疗家”。此后几年间,卡尔夫开始了她在苏黎士荣格学院为期六年的学习和研究。1954年,她听了劳恩菲尔德的报告,被世界技法所深深吸引。在荣格的鼓励和支持下,卡尔夫开始将自己多年的荣格主义训练与世界技法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新的儿童心理治疗方法。她将自己的方法命名为sandplay,以区分劳恩菲尔德的世界技法。 而此时,立志于学习和研究这一疗法的卡尔夫已五十多岁了。

卡尔夫认为,sandplay对儿童来说是一种自然的治疗形态。她对sandplay的基本假设是由荣格提出的,即在人类的心理中存在着朝向整合和治愈的基本内驱力。她运用非言语的方法,决不做任何干扰儿童游戏过程的事,仅仅只是观察和接受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强调在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free and protected space)内使用沙盘,鼓励来访者和他们的无意识相联系,表达前言语阶段的经历和受阻的心理能量。卡尔夫发现,象征游戏创造了无意识和意识的对话,激活了再生和治愈的能量。因此,sandplay为儿童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治疗形式,不仅把儿童与外部现实联系起来,而且可以表达其原型和内心的世界。在治疗者所创造的安全空间内融合所有这些维度,有助于产生调和与整合的心象,重新确立自我和自性的重要联系。卡尔夫认为,一旦“自我—自性”联结被激活,儿童可能以一种更加平衡、一致的方法行动。

卡尔夫sandplay的基本原则如下。

(1)配置。卡尔夫的sandplay首先强调沙的运用,将沙看成是非常重要和自然的治疗材料,建议治疗者准备干沙和湿沙两种沙箱。因为沙的微小颗粒使它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柔软性,而且干沙和湿沙可以给人不同的触觉。沙,就像土一样,包含着自然的、原始的元素。卡尔夫所用的沙箱规格与劳恩菲尔德所用的相类似,沙箱内侧涂成蓝色,给人水和天空的感觉。玩具放在开放的架子上,使来访者容易看到,各种各样的玩具所代表的都是日常生活或想象世界中的典型形象。

(2)介绍。卡尔夫并不主张在治疗的最初阶段进行sandplay。她提出,首先应将治疗者与来访者之间关系的建立作为治疗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治疗者选择合适的时机问来访者:“你愿意进行sandplay吗?”如果对成人进行言语治疗没有什么进展,而他本身又愿意体验时,治疗者可以建议其接受沙箱游戏治疗。此时,为了使成人来访者相信游戏不只是回归到童年,而且在评价想象、提供平衡感和整体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治疗者可以同来访者谈论游戏的重要性和价值。卡尔夫曾引用斯切勒(J.C.von Schiller)的话说,人类只有在游戏中才是完整的。当来访者接触沙后,卡尔夫告诉他们,沙箱内侧的蓝色代表水和天空。在介绍结束时告诉来访者,“摆上你所喜欢的任何东西”。

(3)治疗者的角色和态度。在来访者创作箱庭的过程中,卡尔夫建议治疗者静静坐在来访者的旁边,不干扰整个过程;但不能离得太远,当来访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治疗者可以随时提供帮助。为了使来访者能够自由想象,治疗者营造一个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治疗者的角色是一位静默的见证者(a silent witness),不仅见证和记录整个过程,同时还要见证来访者经历的情感历程。为了不打破来访者的心路历程,沙箱作品完成后,治疗者不立刻进行分析和解释。卡尔夫认为,治疗者的基本态度是母子一体性,即包容、接纳和关注来访者的整个治疗过程。治疗者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非评判(non-judgemental)的能力和设置界限(limit-setter)的能力(沙箱和玩具的提供本身就是一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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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圆为天、四角为地的中国象征

(Finlay Mackenzie,1961)

(4)记录。一方面是对sandplay过程的记录,如治疗者在来访者的创作过程中画一些草图;另一方面是对完成后的作品的记录。当来访者创作完离开治疗室后,治疗者在事先征得来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给作品拍照。几个月或几年后,当来访者和治疗者都觉得时机合适的时候再一起回顾这些照片,使来访者将作品中的象征心象与其外部生活联系起来。

在对儿童的sandplay过程进行多年的观察之后,卡尔夫意识到,sandplay对成年人也是有益的,并在对儿童研究的同时开始了对成人的研究。

同时,卡尔夫对中国思想有很深的造诣,在卡尔夫的著作中,就引用过周代的美术作品(如图1-4)和宋代哲学家周敦颐(濂溪)的太极图(如图1-5),以说明新的生命的诞生、个人的发展是超越文化和传统的,具有宇宙的含义。

周敦颐的太极图的解说如下。

图中第一层为一个“○”,是“无极而太极”,表示宇宙发展的第一步,是一个“自无而为有”或“无能生有”的命题,“无极”为“无”,在“太极”之先;“太极”为“有”,是“无极”的派生者。无极而太极是宇宙秩序、世界万物的根源,是初始,如同出生落地时的我。

图中第二层为“坎离图”。左半圈为白黑白,即八卦中的离卦;右半圈为黑白黑,即八卦中的坎卦。离为火,坎为水,左右相合成三轮圆圈,表示水火相交而有两仪、阴阳、动静。图中央的小“○”,是“坎离之胎”或是阴阳、动静之本体的“太极”。这一层次表示宇宙发展已有动静分化的“太极”,继续分化为性质根本对立的阴阳二气,即运动时,太极转化为阳气;静止时,太极转化为阴气。物质发展到阴阳阶段,不但具有动静,而且还具有了刚柔对立性质,并产生五行元素,是自我形成与人格发展的潜在力量。

第三层为五气顺布,其中心为“二五之精”。二为阴阳二气;五为五气,图中反映了天地五行相生的序列,即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其排列结构是中央为上土,左火与木,右水与金,则水承坎下,金盛为水;火承离下,木盛为火,火气布为夏,万物以长;金气布而为秋,万物以敛;水气布而为冬,万物以藏;土气寄于四季之间,行于四时,所以五气是阴阳二气继续演化的物质发展的更高阶段,具有比阴阳更为具体的形状和物质。当物质发展到五行阶段,世界就出现了四季的变化。图中水、木、火、土、金用线连接起来,体现了五行相生和“五气顺布”的意思,构成了太极图中宇宙万物的生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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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濂溪太极图

第四层为男女与化生万物。五行相生产生男女万物有一个过程。“五行顺布”的最下端的小“○”,即是阴阳二气和木、火、土、金、水五气,妙而凝聚,将要派生具体物质,处于将生而未生的凝聚造作过程中,是承上启下不可少的环节。

最后的“○”是万物化生,在宇宙发生、发展的系统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周敦颐认为“无极”中那些混作一团不曾分化的规定和物质,以及阴阳五行中那些最精细的成分,在宇宙发展的最后阶段上通过二气交感,巧妙地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固定形状和性质、千差万别的各种事物,这些事物即乾阳健而成男,坤阴顺而成女,这是人与物的始生。此男此女不是某一具体的男女,而是就具有男性(阳性)特征或女性(阴性)特征的一般事物而言,即牡牝、雌雄之类。由阴阳二气的交感和木、火、土、金、水五气的妙而凝聚、相互作用,才出现了天地万物并生生无穷。

这正是中国人从混沌中走出“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终归于道,归于无极,回到混沌的演化本质,圆包含着自我形成和人格发展的潜在力量,生命万物的周而复始的系统思想,对卡尔夫的治疗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卡尔夫还深受佛教的影响,与藏族喇嘛的密切接触为她开启了佛教象征世界的大门。尽管卡尔夫没有正式学习过禅,但因为有过与禅学大师的交流,对禅的精神也理解颇深。

卡尔夫还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将sandplay介绍到美国的西部;几次到日本,日本箱庭疗法的传播也丰富了卡尔夫的sandplay理论。卡尔夫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如温瑞卜(Weinrib)、瑞得(Reed)、阿曼(Ammann)、布莱德威(Bradway),及日本的河合隼雄、岡田康伸、山中康裕等。最终于1982年创立了国际箱庭疗法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andplay Therapy,简称ISST),卡尔夫任第一任会长。卡尔夫去世后,河合隼雄接任会长。

(七)鲍尔:沙盘研究的主要贡献者

鲍尔作为一位教育心理学家,首次将世界技法运用于儿童的临床指导。她的主要贡献在于使沙盘研究的方法更加标准化,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开发用于分析沙盘作品的评分标准。鲍尔提出了五个标准,即沙盘中所使用的区域、攻击性主题、对沙盘的控制及其连贯性、沙的运用和沙盘作品内容。

(2)发展了分析正常和异常组沙盘作品的常模。这一点使沙盘发展为一种测验。如鲍尔认为,5岁之前的正常儿童的作品中表现出更多与吃有关的主题;5岁之后,农场的主题出现得更多,而且作品中出现许多动物;5~8岁这个阶段,交通工具是正常儿童最感兴趣的玩具;7岁以后,正常儿童作品中频繁地出现树。如果儿童的“世界”不能反映其年龄阶段的一般特征,则他们需要接受治疗。另外,如果被试所使用的玩具有意识地表达一些问题,或者他们的“世界”是一种空的世界、无组织的世界、攻击的世界、过度封闭的世界、无人的世界,则他们需要治疗。

(3)智力因素的作用。为了确定智力因素对沙盘创作的影响,并探索沙盘作为一种检测特殊人群的投射测验的价值,鲍尔研究了智障人群的沙盘创作。她发现,随着智商的升高,被试的沙盘表现出更高的整合性、协调性和复杂性。

(4)研究沙在世界技法中的重要性。鲍尔认为,创造性地运用沙可以增加表达的丰富性,为分析沙盘作品提供更多的信息。她发现,12岁之后个体创造性地用沙,可能表明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智力水平。

(5)运用世界技法调查聋哑人群。鲍尔视世界技法为一种诊断工具,用于评价全聋儿童和半聋儿童的社会和情绪适应性。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发现二者存在显著差异,但表明,聋哑儿童具有巨大的非言语表达的潜能,而听觉正常的儿童并不具有这种潜能。

(八)迪•多美妮科与沙盘—世界游戏

如果说上述对沙盘疗法的研究和发展还主要集中于基本理论和技法的话,那么迪•多美妮科(De Domenico)的工作则为沙盘疗法的广泛应用和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迪•多美妮科是研究沙盘疗法历史最多产的作家,写了许多关于劳恩菲尔德和卡尔夫的书,提出了自己的新荣格主义方法和新劳恩菲尔德方法,开发了沙盘—世界游戏(sandtray-world-play)的方法,以及在临床、教育和商业背景下用于儿童、青少年、成人、夫妇、家庭和团体的动力性表达游戏疗法(dynamic expressive play therapy)。不管是在沙盘—世界游戏技法的训练中还是在动力性表达游戏疗法的训练中,迪•多美妮科为美国的心理治疗家、教育者、仲裁人和商业人士提供了一种广泛的经验训练计划。这些训练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地使沙盘—世界游戏的理论和方法能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中被各种人接受,而且强调意识的深度。尽管训练非常严格,但她从广泛的理论背景出发,鼓励初学者将她的非解释的方法融入到他们各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中。

通过迪•多美妮科的努力,世界技法的最初概念得以扩展,不仅用于儿童,还广泛用于成人个体、夫妇、家庭、团体,甚至工厂中。在她的不断推动下,沙游网络(sandplay network)于1995年形成,沙盘疗法的专业网站及服务于心理学、教育和工业团体的杂志得以创建,有力地推动了沙盘治疗事业的发展。

(九)河合隼雄与箱庭疗法

河合隼雄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现任日本文化厅长官。1928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了青春期,多少受过残酷的战争的影响。战后,考入京都大学理学部数学专业,转入文学部上研究生,但因对教育和心理感兴趣,实际上是在教育学部学习教育和心理学。后去瑞士荣格研究所留学,作为第一位获得荣格分析家资格的日本人而闻名,1965年学成回国。

河合隼雄学成回国后,将卡尔夫的sandplay therapy介绍到日本,认为这一技法非常适合日本人。如前所述,在日本的民间游戏中有一种叫箱庭的游戏,河合隼雄本人在小学国语教科书中就曾学过箱庭游戏的课文,这可能是他之所以将sandplay命名为箱庭的原因之一。如果将sandplay直译为玩沙游戏, 将sandplay therapy直译为沙游疗法,就很容易和在有沙的场地玩沙混同一气,也缺少文化的底蕴。河合隼雄直觉地将sandplay therapy译为箱庭疗法,赋予sandplay therapy以东方文化的神秘和奥妙。

在日本,箱庭疗法的基本理论、建立与实施的原则都沿袭了卡尔夫sandplay的传统。河合隼雄在日本普及箱庭疗法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过于强调去表现卡尔夫的象征性解释理论及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而是把箱庭疗法作为罗杰斯的“以来访者为中心”疗法的延续或补充,强调治疗者在进行箱庭疗法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重视治疗者和来访者的关系及个案的流程和发展的可能性。河合隼雄特别主张,治疗者和来访者的关系非常重要,箱庭作品是在治疗者和来访者的关系中产生的。

笔者曾有幸多次与河合隼雄先生一起讨论过箱庭疗法,也有幸于2003年9月在京都召开的日本心理临床学会第二十二届大会上与河合先生及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先生同台出席日本临床心理学史上第一次日中国际研讨会并作大会报告。笔者的箱庭疗法督导、京都大学的岡田康伸教授主持了这次研讨会。

200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八届国际心理学大会(ICP2004)上,岡田康伸教授和笔者策划了特邀研讨会,河合隼雄先生出席了这次特邀研讨会,并对我们在中国所开展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想起1998年在樱井素子老师的帮助下,笔者在岡田康伸教授那里获得了箱庭疗法的难得体验,将岡田康伸教授送给笔者的沙箱和玩具带回中国后所进行的箱庭疗法的传播,其间又多次得到了河合隼雄先生的鼓励,心中对河合隼雄先生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二、箱庭疗法的发展与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箱庭疗法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劳恩菲尔德的早期工作、卡尔夫的研究,以及鲍尔的贡献极大推动了箱庭疗法的普及和应用。后来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为箱庭疗法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一)拓展卡尔夫开创的箱庭疗法理论

一大批研究者(Reed,1980;Mitchell,1987;Spare,1984;Weinrib,1991)致力于发展卡尔夫的箱庭疗法理论,他们从治愈过程(the healing process)、治疗力量(the therapeutic power)、治疗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therapist)、移情和延迟解释(delayed interpretation)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有益的见解。

1.治愈过程

卡尔夫将自性的确立(the constellation of the self)看成是治愈过程的中心原则,自性的结果就是自我的健康发展。当自性的心象在箱庭中表现出来之后,箱庭创作者的外在行为将发生变化,箱庭中的负面力量将得以转化。也就是说,在卡尔夫看来,治愈过程和转化过程是统一的。而温瑞卜(Weinrib,1989)和阿曼(Ammann,1991)却对这两个过程作了进一步的区分。阿曼认为,治愈过程发生在遭受过早年创伤的个体身上,这些人早年在母爱剥夺、没有信任的环境中长大。通过箱庭,可以唤醒他们的整合力量,使他们建立健康的个性结构。而转换过程发生在具有健康和稳定自我的个体身上,只是他们的世界观过于狭隘或偏激,感受到焦虑、压抑和不安。通过箱庭,可以使他们直面人格阴影,打破旧的心理模式,创造新的心理运动。

2.治疗力量

卡尔夫认为,箱庭使无意识心象得以视觉化,从而唤起治愈的能量。与荣格一样,卡尔夫也非常强调象征的治愈力量。箱庭中那些超越个体的象征能引起个体的发展,正如梦、幻想、宗教和神话中的象征一样。温瑞卜(Wenrib,1983)认为,箱庭所展现的图画不仅仅是内部心象的反映,同时,外在玩具的运用也反映了制作者的无意识。也就是说,箱庭强调了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联系。亚当斯(Adams,1991)也认为,箱庭就是在具体现实领域联系意识和无意识的过程。布莱德威(Bradway,1987)也提出,箱庭不仅使来访者从混乱中看到秩序,而且使他们有机会经历和超越对立面。箱庭以一种可见的、有形的形式使负面问题客观化,最终达到治愈的目标。她还认为,箱庭的治疗力量在于四个要素,即沙、水和玩具等具体材料的运用,各种材料融合在一起的潜能,创造的自由和可信任,非干扰的治疗者所提供的安全感。

3.治疗者的角色

卡尔夫认为,箱庭治疗者的角色就是为来访者提供一个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为了做到这一点,治疗者必须具备两种态度:一种是开放和接纳(openness and acceptance)的态度,使来访者感到自我表达是安全的;另一种是保护(protective)来访者的态度,使来访者能够保持在自己自然的界限之内不受到侵犯。温瑞卜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认为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不仅指物理空间,也指心理空间。物理空间指沙箱本身,它是有限的和包容的,而且玩具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心理空间指由治疗者的人格所提供的。基彭休尔(Kiepenheuer)也将治疗者提供的空间比作炼金术的炼金密封容器,这个容器中既有对抗也有融合。容器中所发生的过程有它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治疗者的作用是支持这个过程,而不是领导或指引这个过程。此外,卡尔夫还探讨了治疗者和来访者之间的联系感,认为这是一种共时性时刻(synchronistic moment),也是非言语洞察的时刻。此刻,治疗者和来访者能同时感受到内心的状况。卡尔夫将共时性时刻看成是由一系列的分离时刻组成的,每一时刻都产生它自己的觉醒。

4.移情

劳恩菲尔德很早就意识到了移情的问题,她认为,儿童对治疗者的移情会干扰治疗。她努力使儿童的移情朝向玩具和沙箱。而卡尔夫只是间接地提到移情的问题。她认为,移情就是提供一个实现自我潜能的空间,如果治疗者能创造一个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则这个空间将促进对治疗者的积极移情。积极移情反过来会加强自性的确立。很多研究者都发展了卡尔夫的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治疗者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在箱庭中是可以直接得到表达的。箱庭创作本身就是经常指向治疗者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的。比如,有时来访者会通过某个玩具来表达自己对治疗者的情感。布莱德威还注意到,箱庭中重要人物放置的位置有时与治疗者所坐的位置有关系。尽管存在各种观点,但是箱庭治疗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即认为箱庭的其他方面也可能说明移情的存在,如:箱庭的运用受到阻抗或很容易适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毁坏、偷等)对待玩具;来访者批评、表扬治疗者所收集的玩具,或将其与其他人的收集比较;来访者的箱庭作品要么公开分享,要么隐藏起来,不让治疗者看。

5.延迟解释

卡尔夫的经典箱庭理论认为,在来访者创作完箱庭作品后,治疗者是不给予任何解释的,而是在制作了一系列的箱庭作品后,经过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治疗者和来访者都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一起来讨论。这种成熟的时机通常是指在自性得以确立之后。而温瑞卜认为,延迟解释并不是说治疗者对来访者的箱庭作品不作任何评论,因为治疗者的角色就是一位共感的观察者和倾听者,他熟悉箱庭作品的发展阶段,所以有时会就作品中的象征心象与来访者进行讨论,以更好地了解来访者的成长和变化。

(二)箱庭疗法实践的纵深发展

随着箱庭疗法理论和研究的发展,箱庭疗法的实践也随之向纵深发展。

首先,更加强调箱庭治疗者的专业训练和个人发展。在治疗者正式进行箱庭疗法临床实践之前,治疗者本人要在经验丰富的箱庭治疗家的陪伴下进行深度的个人箱庭体验。国际箱庭疗法协会现在也将治疗者的个人箱庭体验看成是专业培训的重要方面。此外,参加专业的讨论小组、培训班或咨询小组也是训练不可缺少的部分。

其次,箱庭治疗环境更为丰富。除了标准规格(57厘米×72厘米×7厘米)的干、湿两种沙箱外,还出现了用于团体箱庭的大沙箱。沙的类型也更加丰富,有白沙、黄沙、紫沙等。玩具的数量不再像早期那样有限制了。目前,箱庭治疗室中的玩具更加多样,没有数量限制,使来访者得以表达更多样的主题。

再次,对来访者进行简短的箱庭介绍。卡尔夫一般会告诉来访者浏览一下玩具架,从玩具架上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摆在沙箱中,想怎么摆都可以。而目前的大部分箱庭治疗者已经不拘泥于某种介绍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为来访者创造一个自由想象的轻松氛围,介绍都比较简短。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说,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到箱庭游戏中,但对于成人来说,轻松和支持的气氛可能是更重要的。

最后,对箱庭的解释不再严格遵照箱庭早期开拓者们所发展的规则。目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箱庭制作的方式。如:观察来访者在创作箱庭时是充满兴趣的还是有所阻抗的,他选择盛有干沙还是湿沙的沙箱,他站在距离沙箱的什么位置,是否利用水及沙和水是如何利用的,玩具是以什么方式放在沙箱中的,来访者创作的是终结箱庭还是过程中的箱庭,来访者在创作箱庭时情绪是否有变化,来访者对最后的箱庭作品有什么反应,是否有言语评论等。

(2)箱庭的内容。包括玩具的象征意义、摆放和使用,沙箱中的塑形,五种元素(空气、水、土、火、风)表面上的代表性运用,语言康复箱庭中表现的发展阶段性以及箱庭作品的整体结构。

(3)系列箱庭的发展观。如:系列箱庭中是否表现出了运动,平衡性和中心化是否有所增强,箱庭中的关键玩具的放置和地位是否有变化,有没有主题还未被揭示,有没有新出现或转换、消失的主题和场景,象征的内容是否有变化,是否存在持续性的特点等。

(4)箱庭故事。来访者在制作箱庭的过程中或完成之后可能会自发地讲关于作品的故事,治疗者要认真地倾听故事的象征内容、情感上的寓意、主题和故事的结局,这有助于理解来访者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

(5)治疗者的情感反应。如治疗者在感受来访者箱庭作品的时候,要问自己:“这使我有什么样的感觉?”“箱庭作品给我的印象如何?”“作品中最打动我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助于治疗者深入理解来访者的箱庭作品所提供的信息。

(6)日益强调首次箱庭作品的意义。卡尔夫认为,首次箱庭制作表明来访者对治疗的感觉、他们和无意识间的联系、个人的问题和解决的可能性。弗瑞德曼(Friedman,1987)也建议治疗者关注首次箱庭中的能量区域、问题区域、明显的组合类型、问题类型和可能的力量源泉。

(7)关于空间象征理论的争论。一直以来,箱庭治疗者把沙箱空间分为四个部分来分析,如上、下、左、右分别代表精神、物质、过去、未来等。但目前越来越多的治疗者倾向于将沙箱空间看做一个整体来理解。还有一些治疗者认为运用空间象征理论是理解箱庭作品的第一步,这样不至于被大量的无关信息所困扰。

(三)箱庭疗法基础研究的进展

目前,相当一部分箱庭治疗者逐渐放弃了理解箱庭的定量方法和控制方法,相反,选择了更为主观的探索象征意义的方法,也不去发展任何理解箱庭的确定性规则。但是,也有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箱庭疗法过程中的量化问题,还有研究者正在寻求将箱庭用于诊断的方法。

1.有关箱庭疗法信度问题的研究

通过箱庭作品是否能准确地辨别不同群体,箱庭作品是否能有足够信度使观察者确认哪些作品是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创作的,藤井忍(Fujii Shinobu,1979)对此作了研究。他选择了四组男孩(小学组、初中组、青少年犯罪组、情感障碍组),让他们分别在两周到四周内制作两个箱庭。然后他让五位有经验的箱庭治疗者和五位没有临床经验的教育心理学研究生对所有作品进行评定。在评定作品是属于哪一人群时,两类评定者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有经验的治疗者比无经验的学生能更好地匹配每个人的首次箱庭作品和第二个箱庭作品。再测信度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犯罪组在开始箱庭创作之前所花的时间比其他组多,情感障碍组在制作箱庭时花的时间比其他组多,初中组的男孩没有人用沙,而小学组的男孩都曾利用沙来创作。青少年犯罪组和情感障碍组的男孩动沙时非常犹豫,仅仅用手指触沙。这些研究都表明,箱庭疗法是一种可靠的技术,适应不良人群的箱庭比适应良好人群的箱庭表现出更高的稳定性。

2.研究年龄、智力因素和心理健康状况对箱庭创作的影响

康普和凯斯勒(Kamp & Kessler,1970)就儿童的生理年龄和智力年龄对玩具组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了四组被试,年龄分别为6岁、7岁、8岁和9岁,每组五个儿童。他们将儿童箱庭世界的发展分为四个水平,即并列结构(玩具混乱地放置在沙箱中的某个部分或充满整个沙箱)、图式结构(玩具仅以一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描述性结构(玩具间很少现实的联系)和现实场景(两种类型以上的玩具按照它们的现实功能安排在一起)。康普和凯斯勒发现,儿童的年龄是箱庭世界发展水平的指标。6岁儿童创造的图景属于并列结构和图式结构。9岁儿童创造更多的描述性结构,其中也包含一些图式性和现实性的玩具类别。研究也表明,尽管生理年龄比智力年龄要重要,但智力因素的确影响了儿童“世界”的结构类型。智商高的儿童比同年龄智商低的儿童表现出了更高的发展水平。康普等人还研究了心理健康状况对正常儿童和因精神病而住院治疗儿童的箱庭的影响。研究发现,精神病组儿童的箱庭比对照组儿童的箱庭表现出更多的病理特征;病理组儿童使用的玩具总数少于50个,玩具类别数少于5种,而且有一种类别是主导的;病理组儿童不使用士兵和人物,却使用更多的栅栏,移动玩具更频繁,而且玩具都密集在桌子的某一区域;比较而言,正常儿童使用更多的人形、士兵、动物、建筑、室内外设施等,而且,其箱庭作品也更丰富、充实、较少隔断。但此项研究没有发现智商对箱庭的影响。

3.研究箱庭作品的性别差异

康普和凯斯勒(Kamp & Kessler,1970)的研究发现,女孩比男孩使用玩具的类型更丰富。琼斯(Jones,1986)的研究发现,7~13岁的男孩很少操作沙箱中的沙。男孩比女孩更倾向于在沙箱中玩攻击性的游戏,而女孩倾向于合作性的游戏。丹科斯(Denkers,1985)的研究表明,除了幼年有过性侵扰遭遇的男性很少触沙外,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在用沙方面没有什么差别,成年女性比成年男性更倾向于在箱庭世界中描述关系。

4.研究皮亚杰的发展阶段论与儿童箱庭发展的关系

琼斯(Jones,1986)为了探索儿童箱庭世界发展与皮亚杰(J.P.Piaget)发展阶段论的关系,分析了185个儿童(年龄从11个月到18岁)的最初箱庭作品。每个年龄水平10个儿童,5个男孩,5个女孩;1岁组有15个孩子,6个女孩,9个男孩。他根据儿童箱庭作品中所使用的玩具、选择玩具的顺序、儿童的评论和行为、玩具的移动、沙的使用、与观察者之间的互动和作品的整体印象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箱庭中创造性表达的结构与皮亚杰对认知发展阶段和规律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箱庭世界的结构复杂性是随年龄增长而增强的。琼斯按照皮亚杰的发展阶段来观察各阶段儿童箱庭世界的特点,发现每一阶段的“世界”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

阶段Ⅰ(0~1岁):无整合或聚合的观念,“世界”的主题和各部分是分散的、不连续的。“世界”超出沙箱的界限,很少将玩具放在沙箱中;玩具并列放在一起,方向是随机的;几乎没有焦点或物理定位性,玩具聚集或散布在沙箱中,甚至整个房间;玩具之间的联系稀奇古怪,具有高度主观性;沙被扔得沙箱内外到处都是,将玩具埋入沙中,然后又取出来;沙箱中玩具的分组聚集并无明确界限。

阶段Ⅱ(2~4岁):出现箱庭世界的立体感,开始在箱庭中描绘暂时的情景和部分的联系,但玩具的摆放仍很混乱;大部分玩具放在沙箱内,但经常出现将玩具放在沙箱外。使用沙箱中的大部分区域,但更多的还是只使用一部分区域;是否有意地使用玩具,给玩具定位,取决于儿童是否投入游戏;沙主要是用来掩埋玩具,反映了模糊的界限感;尽管没有有意地用玩具创造界限,但界限在无意中也会出现。

阶段Ⅲ(5~7岁):出现了局部的结构感,反映了各种联系的开始。箱庭世界主要在沙箱的界限以内创造,沙箱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区域被使用;不管表现的是人际间的联系还是功能上的联系,箱庭世界中常有两个玩具是有意地定位在一起的;当“世界”中有两个以上的玩具时,通常是简单的戏剧性分组;通过玩具的放置、行动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玩具间的戏剧行为;尽管有时也存在有界限和分散的现象,但沙被用来创造一些永久的结构;玩具所创造的界限是简单的。

阶段Ⅳ(8~12岁):出现整合一致的世界观。通过单一的主题将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玩具按照有意义的联系(包括对称性)进行分组摆放;玩具全部在沙箱内,沙箱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面积被使用;对玩具进行有意定位,它们的比例大小和摆放变得非常重要;通常围绕玩具间的合作展开戏剧性游戏;游戏的复杂性和层级性越来越强;对沙进行简单的构造,但通常沙还是被忽略的;玩具所创造的界限或者是隐含的、不明确的,或者就不存在。

阶段Ⅴ(13~18岁):现实“世界”和象征“世界”形成。它们的特点是:要么有一个单一的主题,但包含并不整合的各个复杂部分;要么由某一抽象的主题整合起毫无联系的玩具;要么是明确单一的主题,其各部分既独立又统一。玩具完全在沙箱内,沙箱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面积得以使用;对玩具进行意图明确的定位,玩具是可以改变的,开始在河上架桥;没有戏剧性游戏,各种玩具以创造性的方式复杂地组织在一起,表明玩具间戏剧性运动;明确使用和整合表现人类社会的玩具,也使用单个玩具;沙不仅用来创造界限,还用来创造陆地和河流的形式;界限也可以由相互协调的各类玩具创造,它们跟复杂的世界相联系。

5.研究箱庭的诊断价值

丹科斯(Denkers,1985)比较了成人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的得分与其箱庭作品,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检验琼斯所开发的成人箱庭作品评分系统的诊断和评价能力。运用琼斯的量表,丹科斯分析了74名成人(年龄在18~50岁,38名男性,36名女性)的首次箱庭作品,将量表得分与他们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上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琼斯的评分系统是评价成人箱庭作品的有效诊断工具,箱庭是表现心理障碍的一个敏感指标。如,明尼苏达抑郁量表得分较高的女性比低分组的女性更少可能利用玩具来创造界限,社交内向量表得分低的女性倾向于占用更多的沙箱空间,精神病态量表得分较高的女性倾向于将一个玩具放在另一个玩具的背后,以寻求保护和隐藏。妄想量表得分较高的男性创造的箱庭世界描述了“内隐的合作”和“复杂的合作”,说明个体对人际问题的敏感。精神分裂症量表得分较高的男性在箱庭世界中描述了高水平的“简单合作”,说明他们能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描述玩具间的合作关系。丹科斯认为,箱庭不仅是个体发展阶段的可靠指标,而且也是有效的心理障碍的诊断工具。

6.探讨箱庭世界中的原型主题

桑都(Sandu,1978)研究了20名女性(年龄在23~62岁,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的首次箱庭作品,目的是探索箱庭作品中所反映的荣格主义的原型主题。她发现,这些作品都围绕五个主题,即女性性、男性性、旅程、自性和数字(特别是数字3和4)。布莱德威(Bradway,1992)也曾就箱庭中“太阳”心象和“月亮”心象进行了研究,近几年的《箱庭疗法》杂志中也不乏对各种原型心象的研究报告。

(四)箱庭疗法的临床应用

箱庭疗法在特殊人群中的临床应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临终儿童的箱庭疗法(Amatruda,1984)、性虐待儿童的箱庭疗法(Allan & Lawton-Speert,1989;Grubbs,1991a,1991b;Mathis,2001)、情感障碍儿童和青年的箱庭疗法(Carey,1990;Eide-Midtsand,1987;Gabriellini & Nissim,1988;Kiepenheuer,1990;Par,1990;Sullwold,1971)、母爱剥夺人群的箱庭疗法(Mills,1990)、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的箱庭疗法(Amatruda,1989)。其研究的焦点体现在两个方面:比较同一特征人群的箱庭作品,并探讨其特征;对典型的个体进行深度的个案研究。

日本的箱庭疗法专家一直以来就非常重视深度个案的研究,日本箱庭疗法学会(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andplay Therapy)出版的《箱庭疗法学研究》(Archives of Sandplay Therapy),也以报告各种人群的箱庭疗法个案为主。岡田康伸教授为本书特别寄送的个案稿件(第十五章),就是对一位55岁妇女的箱庭疗法个案。

(五)箱庭疗法在学校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箱庭疗法由学校咨询者和教师介绍到了学校,箱庭疗法被看成是一种促进学业发展、心理成长、诊断和治疗干预的心理治疗工具并被广泛接受。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认识到箱庭疗法能促进儿童的身体、社会、情感和学业能力的发展。箱庭疗法所强调的“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和“静默的见证”与学校心理咨询中所强调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一致的。

当然,教育者在学校箱庭疗法中的角色与临床治疗中箱庭治疗者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华斯顿(Waston)将箱庭看做一种艺术活动,他指出,教育者将箱庭应用于儿童,不是在进行治疗,而是在促进想象性的游戏。

国际箱庭疗法协会成员玛丽•诺伊斯(Mary Noyes,1981)是一名教师,她将一对一的箱庭疗法形式融入到课堂情景中,其目标不仅是从心理上而且还从学业上帮助学生。她的实践表明,箱庭体验加深了学生间的同伴关系和亲密感,提高了他们的自尊,有助于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此外,进行了箱庭体验的学生到学期末的阅读能力比前两年没有进行箱庭体验的时候要高。

辛西亚•贝尔泽(Cynthia Belzer,1991)是一位特殊教育的教师,她也将箱庭疗法应用于学校以促进学生对学习的接纳。她选择了11名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年龄在10~13岁。她在教室中安排了一个半独立的空间,其中放置两个沙箱和一个玩具架。这些学生一星期做一次箱庭。贝尔泽发现,箱庭提高了学生的注意力和对学业任务的关注。做完箱庭之后,学生们情绪稳定,轻松愉快,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好。

我们(2005) 运用箱庭疗法干预中学生考试焦虑,选择了20名重度考试焦虑学生,进行了5~20次不等的箱庭疗法。结果发现,这些学生不仅考试焦虑情绪得到了显著的缓解,听课效率提高,而且提高了自我价值感,同伴关系也得到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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